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澳門經濟低迷，居民的生活普遍艱苦。在澳門土生土長的何少金，成長於一個工人家庭，爸爸在工務局當電器工人，媽媽雖是全職家庭主婦，但一有空就要做一些炮仗手作以幫補家計。如今已從事教育工作逾四十年的何少金，憶述起童年在小學放學回家後，經常要幫忙做這些手作，與家人一同賺取微薄的外快，吃完晚飯後，她才在昏暗的燈光下做作業。
“一天存一個斗零，都要供自己讀書”
在當時澳門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風氣影響下，普通家庭很少會讓女孩升讀初中，多數人小學畢業後就輟學，這種情況也幾乎發生在何少金身上。當她的姨媽向何少金母親說：“女孩子（指何少金）將來始終都要嫁人，有必要讀那麼多書嗎?讓她讀完小學就夠啦!”當時已有遠大志向的何少金就立下決定：“我一天存一個斗零（港澳對五仙硬幣的叫法），都要供自己讀書，到時我要激死我的姨媽!”何少金回憶起這段往事時，也感到好笑，但同時感嘆時代已不同。她說：“我小時候已經看到當時現實世界的艱難與困境，知道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。對比現在，今天的年輕人真的很幸福，有獎學金、貸學金申請助學，政府也表示不能讓孩子因家庭或經濟問題而失學，這些和過去都有很強烈的對比。”
喜愛小孩，全心投入教育事業
在澳門勞工子弟學校讀完小學後，何少金到澳門濠江中學繼續升學。在校期間，她的成績每每都在三甲之內。雖然成績優秀，但1971年高中畢業後，何少金也只有投身社會工作一途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澳門沒有大學，內地還未恢復高考，普通人甚少有條件到外地讀書，就業出路也比較狹窄：一是做老師，二是當銀行職員，或是到中資機構任職。何少金憶述：“當時自己沒有甚麼想法或理念，只是羨慕老師有寒暑兩個長假，所以就投身了教師行業。第一間任教的學校，也就是一直做到今天的學校——鏡平學校。”她不諱言最初是抱着騎牛搵馬的心態，但堅持下來以後覺得鏡平是個非常好的大家庭：前輩會手把手地教新入職的老師，大家會集體備課、討論教學問題。喜歡小朋友的何少金，在教書幾年後，得到主任對她的肯定：“其實你很適合教書！因為能夠成為一位教師，首要條件就是喜歡小朋友，你要對他們有愛心，才能成為一位好教師。”於是，何少金一教就教了四十多年。
在職期間，何少金也沒有放棄進修。她於1980年修讀廈門大學海外函授中文專業課程，其後亦修讀澳門聖若瑟學校夜間特別師範課程，1990年報讀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專業澳門班本科課程，提升自身水平。
五、六十年代教師薪金可恥
1990年，何少金加入中華教育會，參與推動澳門教育事業發展等工作，其中為教師爭取權益成了她多年來主要努力的工作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在職教師都全力投入教育工作，但待遇卻是非常地低，何少金說：“那時教師待遇連政府最低職點的公務員都不如，政府清潔工人的薪酬都比私校教師高。”當時澳門經濟開始有所發展，從而間接造成教師嚴重流失的情況發生。八十年代澳門教育界出現第一波離職潮，據統計，當時三年之內，流失了八百多名老師，大都流向工廠、製造業、針織業等。這也反映了早期教師的薪金情況——甚至能用“可恥”二字來形容。何少金說：“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有些老師的月薪只有三元，三元如何能夠養妻活兒呢？我記得1971年出來教書，第一年月薪只有200多元，一班學生四、五十人，有前輩說有些學校甚至有一班100人的情況。”當時澳葡政府對華人教育撒手不管，八十年代以前只能靠社會熱心人士、社團、機構來支持教育。1991年，澳葡政府才訂定《澳門教育制度》,其中第二十五條，第一款、第四款訂明要為教師設立職程制度，此後中華教育會與廣大教師一起爭取教師職程。很多教育界前輩，如劉羨冰校長、黃楓樺校長、唐志堅校長等等，都積極參與推動職程的制訂。
賭權開放迎來第二波離職潮
澳門賭權開放初期為教育界也帶來了不少衝擊。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，教育界出現第二波教師離職潮。何少金回憶當時一個真實事例：“有位老師上課時跟同學們說要留心聽講，而學生就對老師說，‘老師，你不要煩我啦，我明天滿十八歲就不讀書去賭場做莊荷啦，一入職工資就有一萬八千元啦！’當時有博彩企業白紙黑字刊登廣告以高薪聘請莊荷（負責讓博彩遊戲按規則運作的賭場工作人員)，而我們教師的每月工資一萬元也不足。這對當時教育界的打擊是很巨大的。”由於一直以來教師薪酬過低，因此中華教育會一直致力於爭取制訂教師職程，希望以此穩定教師隊伍，提升教師專業地位。
從《綱要法》到《私框》
澳門回歸祖國後，中華教育會認為《澳門教育制度》中有很多內容已不合時宜，呼籲當局重新修訂。2002年，特區政府啟動檢討與修訂工作，通過廣泛諮詢家長、教師、學校領導等，於2006年12月制訂了《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》（簡稱“《綱要法》”）。《綱要法》第四十條第六款指明，“私立學校教學人員的工作類型、職級、考核、工作量、退休保障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的制度框架，由專有法規訂定”，這個制度框架便是職程的延伸。2007年，教育暨青年局（簡稱“教青局”）終於啟動《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》（簡稱“《私框》”）工作，於2008年2月推出第一文本，其後三年數易其稿，經過收集各方意見，《私框》草案終在2011年6月送到立法會。經過半年多的充分討論，於2012年2月底，《私框》獲立法會通過，正式立法。她說：“我們足足用了二十一年時間鍥而不捨地爭取，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。”
進入議會，為社會看得更遠
一直從事教育及社團工作的何少金，於2009年以委任議員身份進入立法會。她認為這對爭取教師合理權益以及提升自我來說，是一個很好的歷練機會。她直言立法會是一個小社會，每項法案通過與否都需經多方角力。就以《私框》立法為例，在過程中，她也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，當時就有人提出質疑：“你們教育界好偉大麼？為甚麼要有一個法律傾斜你們教育界呢?
進入立法會，讓何少金學懂不可只站在自己的界別，而要站得更高，為社會看得更遠更全面。她以《私框》為例，指出要保證教師隊伍的穩定和質量，才能有效推動教育，幫助整個社會長遠發展；同時，也需要透過溝通，讓社會大眾明白教育和教師隊伍的重要性。《私框》通過後，社會對教師的期望會更大，希望教師的教學質量、育人水平真正有所提升。何少金說：“所以《私框》一通過，中華教育會馬上推動制訂教師公約，希望教師們透過自律自約提升師德修養；並著手拍攝以‘師路心語——澳門教師故事特輯’為主題的影片講述教師的故事，讓社會大眾了解，多年來教師默默地耘，為澳門教育作出貢獻的真實故事。”
教育界要總結回歸二十年經驗
澳門回歸祖國即將二十年，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，怎樣總結好這近二十年的一些成功經驗，怎樣在這個基礎上走得更遠，再創輝煌的未來？何少金認為除了教育界外，全澳居民亦要共同努力。何少金特別強調一定要持續不斷做好“愛國愛澳”這個核心價值。她期望教師們不忘初心，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。
何少金表示，教育是隨着社會發展而發展的，教師需要與時俱進已是社會共識。過去老師一枝粉筆，一塊黑板走天涯，但現在已不可能用這個模式。她指出，現在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習模式都需要老師不斷進修，提升教學品質、育人質量，否則很難培養出創新型的人才。“二十一世紀是講求創新的時代，大家看到內地的發展是井噴式的，有創新思維才有創新能力，怎樣培養這方面的人才？教育界也必須共同努力，為‘一國兩制’培養更多建澳治澳人才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。”
冀澳門青年自強不息
教育是為了社會和下一代更好的發展。特區政府近年推出多項政策支持澳門青少年發展，明確不會讓學生因為家庭及經濟條件等原因而失學。社會對教育的看法及就學條件，和何少金求學時期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。她希望青年人在幸福的生活條件下更要自強不息，要充分利用“一國兩制”的政策優勢，思考如何更好地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，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何少金說：“未來我們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，要借助‘一小時生活圈’的機遇，發展澳門的經濟。澳門好，國家好，國家好，澳門更好，青年人的眼界要更擴闊一些，要看得長遠一點，不要太過迷戀於安逸生活。如果沒有拼搏，沒有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，我們就會失去競爭力，發展前景就有局限；如能夠發揮優勢互補，相信澳門青年人未來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。”
【項目資助：澳門基金會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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