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小城你我他】疫情下社工服務的挑戰與反思——專訪街總社區青年服務隊隊長江永泰

-序-

小城人物故事,聚焦疫情常態下基層百姓努力奮鬥的身影,展現澳門基層市民的平凡而偉大,從而“暖人心、聚民心、強信心”。

#04 疫情下社工服務的挑戰與反思——專訪街總社區青年服務隊隊長江永泰

“當你朋友遇到一件非常傷心的事時,讓你說一句話,你會說甚麼?”

這是2月時,街總社區青年服務隊社交平台上的一條限時動態。看見動態下“#我一直都在”的標籤,我們似乎能理解青少年社工工作的一些關鍵,重要的是在青少年遭遇困難的時刻,給予陪伴。

兩年前突如期來的疫情,把社工與青少年間的陪伴赫然隔斷,這是社工江永泰與同事過去兩年來一直想突破的困局。

江永泰現在是街總社區青年服務隊的隊長,自2011年起,他已在社會工作中深耕十年。他臉頰瘦削,把一頭長髮紮成馬尾,讓人看起來沒有距離感,青少年們都直接稱呼他“阿泰”。阿泰所在的社區青年服務隊由社工局委託街坊總會開辦,主要服務本澳中、南區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。

服務“身處危機當中的青少年”

“飛仔飛女”、“問題少年”、“雙失青年”、“啃老族”等的名詞,在大眾的認知中,阿泰的服務對象大多被標籤化,或者劃一地歸類為“邊青”(邊緣青年)。人們對這個群體的印象,也常常伴隨著街上遊蕩、沉迷網吧、輟學、從事非法活動等刻板印象。

阿泰告訴我們,他們傾向使用更中性的詞去形容他們的服務對象——“身處危機當中的青少年”。幫這些“身處危機當中的青少年”從危機中走出來,是阿泰和他的社工同事們的工作。通常,第一步都從接觸和認識開始。

澳門社會面貌不停更迭,早年曾在青少年間流行的網吧、遊戲機中心早已式微。阿泰分享現今服務隊所服務的青少年亦有轉變,他們大多仍在教育體系中讀書,“危機”的表現從以前普遍的輟學改為學業成績不佳,沉迷網吧則變成沉迷手機遊戲等。青少年的行為表現有所改變,社工們服務的活動與形式也順應著時代潮流與時俱進。“我們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,學習跟上時代潮流,之前我的同事們會學踩板、打機、劍玉等等。”

疫情之前,服務隊每年輔導青少年個案有過百宗,舉辦的活動近三十項,包括桌遊活動、音樂會、烹飪班、手作工作坊等等,透過服務接觸的青少年逾二千人。走進街總青年中心,裡面感覺更像時下流行的“派對屋”。Band房、遊戲機、飛鏢機和各式桌遊一應俱全,這些其實是社工們和青少年之間的“橋樑”。阿泰他們主要透過在外尋找青少年據點、在中心內舉辦活動,去凝聚青少年、與他們建立關係,並根據個人情況從不同介入點進行協助,培養青少年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。

“他們打機開心想做電競選手時,我會帶他們思考成為電競選手的條件,或者是真正成為電競選手時要面對的壓力。”“快樂”正是阿泰做輔導最佳切入口,旨在讓年青人們能思考未來,找到自己擅長的事。

疫情下的挑戰,取走的同時如何給予?

自2020年疫情爆發的這兩年間,“隔離”不僅成為地理上的常態,也拉開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距離。原本依靠“主動接觸”去與青少年建立關係的社工們,在防疫措施的限制之下變得相對被動。

阿泰工作中因此面臨很大的挑戰。不僅未能在中心聚集青少年,他們原本在公共地方的據點也轉移到私人地方,改為在朋友家、工業大廈或者酒店賓館中聚會。處理隱蔽青年的個案這兩年來尤為棘手,疫情大大削減了這些個案走出來的動力和機會,也打斷了社工與他們聯繫的連續性。

阿泰指出,疫情後的整體社會環境成為了催化劑,導致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增多。例如青少年間的吵架、打架、糾紛、Staycation(宅度假)的兩性關係問題、家庭相處不和睦,甚至有早前北區發生的性工作者被劫案。談及原因,阿泰認為疫情間青少年可選擇的活動地點、類型減少,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增長,容易激化矛盾,或者,他們會刻意製造刺激好玩的事端。

“不能只對他們說不能做這個、不能做那個,那他們可以做甚麼呢?取走的同時也要給予。”阿泰與同事費盡心神,嘗試將活動轉型至線上,直播音樂會、遊戲競技、烹飪教學等,亦積極製作不同類型的短片、在社交媒體展開互動。雖然付出十足努力,但線上活動的實際效果如何,阿泰坦言“網課同返學校面對面上課,你說效果到底哪個好?”以互動為核心的青少年服務,線上形式終究是無法之法。

面對難關重重,阿泰未曾停步思考如何將服務與疫情共存。而今天,他們也正在學習如何在疫情下開展新形式的服務,中心內大型活動就改為小班化,將飛鏢比賽由集體賽改為個人積分賽,Band隊練團、練舞等活動也一樣,劃分時段讓青少年分批參與,而目的同樣是盡量讓青少年在外活動的危險減至最低。

疫情下的反思,我們可以做到甚麼、想要甚麼?

突如其來的疫情,不僅考驗著阿泰和社工們的服務工作,也讓阿泰重新反思許多問題。“疫情前未必有這麼多思考,而在疫情下,面對這麼多不可預知的情況,我會去思考澳門可以做到甚麼,青少年們可以做些甚麼、能夠嘗試甚麼。”

與青少年聊天時,阿泰會引導他們為未來作出職業規劃,然而他亦說,社會大眾認為“好”的職業,是否就是絕對呢?“以前我覺得做飛機師多好啊,像衝上雲霄一樣,有錢又有型,但現在很多機師都失業了,誰說讀書好就一定能賺錢?”

在阿泰看來,在疫情的反常態下,無論是社工、家長抑或整個社會,都得到了機會再反思。例如現在的社會,是否太過奉行主流的精英主義?

如今年東京奧運,一名13歲的小女孩可以藉滑板拿到金牌。阿泰接觸的青少年中,其實也不乏滑板高手。“我們的社會做不做得到?有沒有這樣的政策、空間去包容和支持青少年,讓他們有機會取得這樣的成就?而拿不到金牌的人是不是就代表沒有價值?”

阿泰關心的不僅是解決疫情當下的輔導難題,亦憂心弱勢青少年的未來發展。“疫情提醒我們澳門有很多資源傾斜,社會政策對優秀青年有許多鼓勵,但是否可以給弱勢群體再多一點資源和關注?”服務隊曾接觸許多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,他們有讀寫障礙、語言障礙等的困難,在社交或事物的理解上有一定偏差。雖然他們在外貌上與一般年青人無異,但這個群體未來能夠如何融入社會發展,其實更需要社會的支援。

攜手為青少年築起一個安全網

在阿泰入職時,當時的服務隊創隊隊長Mark哥對他說“社工這一行,青少年一日還在,一日都有得做。”疫情下的青少年工作仍有很多未知數,這句話支撐他,面對再難的困境都盡全力一試。

阿泰曾經回訪多年前某個案的青少年,問他那時自己到底在甚麼節點幫到他?青少年的回答是,他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時,阿泰剛好在旁。“有時未必能立刻見效地幫到他們,但是可能在某個時間點上,我們的工作才發揮作用。”阿泰說。

那幫到危機中青少年的關鍵到底是甚麼?採訪的最後阿泰告訴我們,“給他們一個安全網,盡量在他們未跌下去的時候幫助他們。”

當然在努力的不止阿泰這班社工們,還有澳門的社會各界。一次疫情的困境,正是一次重新思考的機會,社會的資源、主流群體的支持、家庭的關懷、學校的教育等等,攜手合作,才能有效地把網“編織”起來。

【項目資助:澳門基金會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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