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話兒
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，當君子，職場上、生活上都非常重要。說一不二，不做反口覆舌的人，才會得人尊重，才會讓人有信心和安全感。道上的名聲是自己建立起來的，講信用是與人交往最基本的原則。沒有辦法做到的事不要輕易答應，不能處理的事別要輕易給予幫忙。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，能力多少就幹多少的事，這些年很多人不知道從哪裡學來的壞習慣，總喜歡充闊氣、愛誇大，談事情永遠無法腳踏實地，總覺得事情先到手便好、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就是不願意向別人坦承自己。這樣做人，累己累人，誤人誤事，到頭來只會讓自己一無所有。（......）
1999年澳門回歸時，吳小麗與一眾同學拿著橫額、旗幟，到關閘迎接解放軍駐澳部隊，她憶述現場氣氛高漲，市民反應熱烈，感到難以形容的興奮。回歸後，吳小麗加入街總，積極參與社區事務，推動社會服務走向專業化。“家庭是社會的細胞！”她希望能推動更多居民參與社區工作，加強鄰里溝通，讓社會多一點幸福。（……）
在西南大學讀應用心理學專業的澳生何滿濠，坦言從一開始就已經有明確的目標：在專業的選擇上，要麼是修讀心理學，要麼就選擇翻譯類的專業。西南大學的心理學學科是全國前五的優秀學科，修讀該專業既是充滿挑戰，其壓力也不容小覷。在大學學習的壓力主要來源於課程內容的專業性，以及與同學之間學習基礎的差距。在學習的過程之中也有遇到挫折，但是抱着不懈的態度，何滿濠仍然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期盼。他寄語未來有志在外地升學的學弟學妹，要以開闊的眼界看待未來。（……）
其實你並不需要說那麼多，當他們感到沮喪的時候。有時候，人需要肩膀，需要擁抱，需要在寂寞時出現的一塊小蛋糕，需要在深夜加班的辦公室內出現的咖啡。我們甚麼都不說，而我們希望成為對方的所有。我們留下了線索，希望成為對方繼續追趕的明天。（……）
回歸前，在美國修讀電影系的朱佑人在四處碰壁下，堅持拍攝了“首部完全澳門人電影”《亞明的澳門》。1999年，澳門回歸前夕，朱佑人和很多澳門人一樣，對回歸感到未知，一直觀望着⋯⋯面對着這種改變，朱佑人堅持以影像記錄當時澳門人那刻百感交集的情感，以及澳門社會上的種種變化。回歸那一刻，澳門回到祖國的懷抱，朱佑人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了這一重要時刻；回歸後，朱佑人大力推動澳門電影發展，澳門電影發展史上的“亞明”，從不缺席。（……）
工作，對於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義與解讀。有的人認為工作是賺錢維生的方法之一，也有人在工作中尋找成功與滿足感。對於智力障礙者來說，工作，或許更像是“角色扮演”，在體驗工作的過程中，嘗試在社會裡尋回屬於自己的“角色”。而職業治療師，則是幫助他們適應和融入“工作角色”的人。（……）
一到夏天，大家都忙着享受陽光與海灘，只是今時不同往日，地球的氣候變化太大，極端情況增多，也使我們比以往更容易惹上小病小痛。為免樂極生悲，出門去玩時大家還是要多作準備，經常提高警覺，以防病菌有機會乘虛而入，敗了我們消閒度假的雅興。(......)
澳門回歸時，在上海修讀經濟學的呂開顏特意回澳參與慶祝活動，更與大眾一起到郵政局排隊買郵票、蓋紀念郵戳。2000年，他選擇到北京大學繼續升學，一直由碩士讀到博士。跨越澳門回歸，在內地讀書這十年裡，呂開顏仍時刻關注著澳門動態，見證澳門由低谷重生，經濟高速增長，逐步走向榮景。畢業後，他抱著為社會貢獻研究成果的初衷，回到澳門，為澳門做澳門人應該要做的事。（……）
要學習藝術，體驗何謂美當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何謂精益求精，是我們以藝術的不同形式為載體，把人類的想像和手藝推向極致。人一旦放下了追求精益求精，而只以生存法則尋求短暫的利己，人類文明就只有停滯不前甚至倒退。藝術告訴我們，覺得還差一點，那怕只是一點點，那我們都要推倒再來。追求真善美，是人作為人的基本要求。一旦放下追求的底線，很快我們也會把道德底線放下。（......）
扶康會於2003年5月由一群志願人士創立，在這年的6月15日，扶康會迎來第一位員工，那就是手執工商管理學士及公共行政碩士證書的周惠儀。15年來，周惠儀與扶康會共同成長，打造慈善品牌，建立完善的工場制度，並開設多家社會企業。她以商學理念投放於社會企業之中，創造大量就業機會，協助殘疾人士自力更生，亦為社會注入更多創新與活力。成就着一個又一個的不可能。(......)
